张大千敦煌旅游(张大千赴敦煌时间考)

张大千（右三）在榆林窟

张大千的敦煌之行，是其艺术风格转化的关键节点，也是莫高窟敦煌壁画艺术广为人知的开始。但是，其西行敦煌的时间却存在诸多不清之处。

1940年10月中旬，张大千开始第一次赴敦煌的行程，他从成都出发，计划经广元、天水、兰州而至敦煌。11月上旬途经广元观摩千佛崖石刻后，打算启程前往下一站天水麦积山时，张大千突然收到重庆发来的电报，得知其兄去世，他悲痛欲绝，当即收拾行李返回，此次行程因其二哥张善孖在重庆病逝而中断返回。

张大千再次出发敦煌的时间，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来看，不但不明确，而且不一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是1941年5月初。此种持论最多，典型者如：李永翘《张大千年谱》中的“1941年5月初”出发，以及《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时间始末考论》中的“1941年5月初，张大千再次动身……前往敦煌”等，基本认为5月初是张大千出发动身的时间。

二是1941年3月。如“1941年3月，张大千与夫人杨婉君、次子张心智飞抵兰州，先到青海塔尔寺参观。”（丁淑君《敦煌石窟张大千题记调查》）持此论者基本将5月初认定为到达敦煌的时间。

三是1941年春末。张大千之子张心智在《张大千敦煌行》中记载为“1941年春末”，赴甘肃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此说将出发时间模糊化处理，虽然避免了不一致的矛盾，但不明确，终究也是一大遗憾。

由于报纸的时效性特点，其传达的时间信息可信度相对较高，深入挖掘当时报刊资料，不难对其行程的时间节点做出推定。

《甘肃民国日报》1941年4月11日载：“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于前日由蓉飞兰，下榻鲁公馆，兹闻张氏此来，拟游历西北，将以实际考察印象，籍画上之题材云。”可见，张大千是4月9日由成都飞抵兰州。据张心智回忆：“父亲带着姨母杨宛君和我共3人，由成都乘飞机先抵兰州，然后等待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的孙宗慰先生同往敦煌，孙先生到兰州后，父亲又带我们先去青海塔尔寺参观。在塔尔寺父亲结识了昂吉、格朗、三知、小乌才朗和杜杰林切等几位中青年藏族画师，并详细地观看了他们的作品佛帧。父亲对他们的绘画艺术制作画布、加工矿质颜料等技术十分敬佩，决定让我以昂吉等为师，并约定从敦煌回来以后，将我留在塔尔寺向藏族画师们学习。”

关于张大千赴青海塔尔寺的时间，《甘肃民国日报》1941年4月19日报道：“名画家张大千氏抵兰后，连日参观本市名胜古迹，颇多心得，闻张氏定下周赴青海游历，拟赴塔尔寺参观，然后返兰云。”并且，此条报道被《青海民国日报》1941年4月25日原文转载，由此可见，由于25日是周五，可推断其“下周赴青海”应该是在4月28日以后成行。《西北日报》1941年5月13日载：“名画家张大千自渝来兰后，前赴青海观光，现已返兰，并悉张氏定今赴敦煌考察古迹，并顺便游历河西各县云。”由5月13日已经从青海返兰来看，张大千赴青海逗留的时间应该是5月初。

关于其赴敦煌的时间，根据张心智的回忆，他们离开兰州途经武威时，经友人介绍结识陇上书画名家范振绪，范振绪不但陪同他们考察了当地的文殊山和西夏碑，而且随同一起前往敦煌。《西北日报》1941年6月15日载：“全国名画家张大千，及甘肃省参议会副议长范禹勤于昨晨过张赴敦煌考察。”6月14日过张掖应该是准确的时间，由此可推知，张大千由兰州赴敦煌的时间应该是5月13日以后，而到达敦煌的时间则在6月14日之后。

张大千持定万里投荒的决心和唐玄奘的西行精神，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西去敦煌，不仅车难找，路难行，食宿都成问题。朋友多劝其不去，父亲却风趣地说：我们试学唐三藏，还不能到西天？”他们租乘“羊毛卡车”一路前行，在张掖游览大卧佛并留宿一晚，次日前往酒泉，后经嘉峪关达安西。途经安西时逗留十天左右，一方面利用四五天考察了榆林窟，另外，为感谢安西各界朋友的盛情款待而作画答谢多逗留了几天。同时，由于安西至敦煌沿途全是荒漠戈壁没有补给，他们在此备好了充足的车马、粮草、蔬菜和水等物资。由于夏天天气炎热，他们花费三天左右，利用夜间赶路，从安西奔赴敦煌。在第一站“疙瘩井”休息，他们早餐吃的是一碗大夜茶配晒干了的馒头，午饭是拌面片和一碟凉拌萝卜，利用马褥子和线毯铺在居民房檐下午睡。在第二站“甜水井”，喝着又苦又咸的水，吃白水面片。在敦煌县城外的四十里铺做短暂的休整以后于当日晚上8点到达敦煌县城，急不可耐的张大千当晚连夜赶路，于晚上11点多到达莫高窟千佛洞，在下寺安顿好以后，他便和范振绪一起借助手电筒和蜡烛参观了附近一个石窟。莫高窟艰苦而单调的生活成为他们的一大挑战，生活必需品只有依靠小毛驴定期去县城采购，由于蔬菜匮乏，单纯的大米饭或者菠菜豆腐就是一顿奢侈的好饭，白水面和馍馍夹辣椒便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据张心智回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时，他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不惜忍痛把自己收藏多年的珍贵明、清名人字画卖掉，作为去敦煌的费用”，“晚上回到住处还要在煤油灯下坚持作画。把完成的作品陆续寄回成都举办画展,将其收入用以维持在敦煌的庞大开支。”对于张大千而言，偶尔休息时利用留声机听几段京剧，在当时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娱乐和乐趣。

本次敦煌行程的工作持续到1941年11月底结束，他们离开敦煌赴西宁。途经安西万佛峡，临画20余幅，张大千在此处留有多处题记可以说明其在12月3日已经到达，如：16窟主室甬道北壁有“辛巳十月二十二日，蜀郡张大千临写一周题记”。第25窟西壁有：“辛巳十月二十四日，午后忽降大雪，时正临写净土变也。”之后，沿武威、永登、窑街至西宁。

《青海民国日报》1942年2月5日报道张大千于日前由敦煌“再度来宁”，其时阴历元宵节，为观看塔尔寺庙会，张大千和孙宗慰赴塔尔寺。《甘肃民国日报》1942年5月16日载：“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一行五人……兹悉该团已于昨日由兰赴青，闻将以十天之时间，侧重考察塔尔寺之建筑，以作佛教艺术之研究，然后再返兰州，偕同日前抵兰之名画家张大千氏，西去敦煌，作三个月之长期研究工作云。”张大千重回敦煌，为1942年6月15日，本次他与西北史地考察团劳幹和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一同抵达。此次他不但带着购置的各种临摹所需材料，而且带来5名藏族画师协助临摹，在敦煌县城聘请李复、窦占彪，加上驻军马团长派的两名士兵做辅助工作。随即展开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工作。对此，《扫荡报》有如下记载：“张氏之至敦煌，原为访圣迹，瞻佛塑。及至，见壁画之伟丽，始决定临摹。初居半载，日赴各洞参观揣摩。不忍去。旋转兰州，召门人刘力上，萧建初，及乃侄心德，乃子心智等前往，共策临画事。伺赴青海，烦马主席步芳邀番僧昂吉、三知、格云、晓悟且让等四人，助画图案，杜结灵□，协助制色，复函请各地友好，代购颜色。临画用布，仿唐画制法，于酒泉精选漂白细布，专工缝连，绷木架上，刷胶抹粉，六次始成。所临壁画，题记色彩尺度，全部求真，丝毫未参己意。洞内，佛龛佛台之外，场地至小，不能平置画案，壁画大小，又复不同，因雇木工，立而临摹。”

1943年4月中旬，莫高窟壁画临摹工作结束，随后去榆林窟进行临摹。当年12月，张大千返回成都。敦煌之行，张大千临摹壁画大小共276件，目前藏四川省博物馆的有183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有62件，还包括莫高窟和榆林窟的作品。另有张大千临摹这批壁画的百余幅线描稿也保存在四川省博物馆。（顿喜龙）